这会严重消减被监护人承担监护职责的主动性、积极性。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是一个起点，秋菊的困惑表明，以西方法理为理论基础的当代中国法治体系难以回应秋菊的诉求，还损害着乡土社会长期以来的互惠关系，造成悲剧性结局。与之相反，那些抽象讲法理的论述和写作，看起来却是复杂的、深奥的，其中有不少晦涩难懂的词汇和术语，不但一般人听不懂，就是行业内专家理解起来也颇为费劲。
2017年，张文显教授在《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一文中指出，法理学研究应把法理作为中心主题，倡导部门法学与法理学共同关注法理问题。没有理论视角，根本就无法从事理讲到法理。至今，我们在这一点上做得仍然很不够，不少人依旧仅仅关注那些抽象而空洞的理论，在西方法理的观照下谈论法律的应然品格，妄自菲薄地从中西比附、以西附中对中国实践进行批判，用先入为主的法理和价值预设来评论法治实践个案，这样很难提炼出有价值的理论问题。因此，从事理出发，也是提炼法理的一种重要方法。这一理论体系，在一些方面可以描述中国的情况，但是在很多方面并不能准确描述中国的状况。
相对简单的社会可以通过日常生活获取经验，在复杂社会越来越难以如此，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从而就变得举足轻重。正因此，那些来自西方法学，看起来普遍有效的法理，应该在中国法治实践中受到检验。此外，还要发挥社会对地方自主行为的监督功能，扩大表达的自由度，任何公权力对言论自由的限制都应得到有效审查。
地方性问题之所以出现，直接原因在于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功利动机，深层原因则在于地方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双重角色。其次，统一领导是一项方针和原则，特定国家机构的上下级关系需要根据机构性质、民主强度和职能需要来具体设计。除对下位法的审查外，这种监督的一个主要载体是对官员的选任与问责。[20]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在逻辑结构上，法律规范可以分为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部分。与人大系统的上下级监督关系不同，政府系统的上下级领导关系更加突出。
在地方行政活动中，体内循环表现为行政决策的内部化，无论是行政立法还是具体执法行为，行政机关都拥有实质且无需充分释明的裁量权，外部很难充分获得行政信息。（一）地方公法人格的塑造 前文述及，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双重属性的地方既要服务于本地方人民，又要服从于上级及中央。[44]基于地方承担责任的独立性，问责有限的分权[45]问题能够得到较好处理，使地方行为的外在约束乏力的情形得到有效解决。结语：经由地方走向全面法治 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地方推动法治国家建设，是否会带来法治地方化或者法治割据的风险？其实，真正的法治国家并不反对法治的地方化，它并不是地方保护主义，也不意味着地方构成反对上级或中央的力量。
中央的统一规则提供了法治的基本方向，具体的操作规则需要各领域和各地方的具体化。[43]《宪法》有关国家机构的规定，所遵循的方向和所体现的要求首先就是使全体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新中国对地方角色的基本定位是，一方面中央具有高度权威，拥有统一领导的权力，另一方面各级地方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自主性，以实现全国整体利益。
许多事例表明，地方法治工作是深刻嵌入在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之中的。（三）中央统一领导的内涵填充 新中国历部宪法文件对中央统一领导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
其一，常态化的自发协同尚未形成，有的地方希望通过协同提升本地竞争力，有的地方更愿意封闭自己。中央对地方政府决策的否决权和干预权是不受任何制度约束的。
地方协同开展法治工作具有强烈的现实需求，是法治国家建设中一个不那么醒目却不可或缺的环节。社会权的实现需要中央和地方的共同合作，而地方资源的投入程度对其实现程度具有决定性意义。[19]这段论述对地方独立性的范围和功能作了恰当的框定。[15]Jean 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46, No.1 (1994), p.16. [16]参见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69—93页。其二，由于各地发展阶段不同，对法治产品的需求不完全一致，这使得地方协同未必形成共同利益诉求，会带来新的纠纷。地方自主性的发挥能够使其获得制度创新的充分激励和必要空间，减少法治表现形式上的同质化，使国家法治秩序获得更饱满的地方适应性，为全面法治提供多元经验。
基于此，需要形成以下工作机制：一是启动机制，明确地方在何种条件下、向哪些主体提出协同要求，相关方应当如何反馈。[3]参见万江：中国的地方法治建设竞争，《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第817—830页。
二是审议机制，明确协同方案按照何种程序和标准得到审议和通过，其中应当包括民主参与制度、修改与解释制度等。在单一制体制下，地方治权的合理存在与自主行使是必要的，具有宪法、法律依据，不构成对国家主权完整性的破坏，是中央与地方分权法治化的必然发展趋势。
法治国家建设需要克服思维理性的局限，尽可能从本土实践中提炼经验。[26]朱亚鹏、肖棣文：政策企业家与社会政策创新，《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71页。
[8]何艳玲：中国土地执法摇摆现象及其解释，《法学研究》2013年第6期，第61页。它还意味着，法治国家的主干能够以立法等形式较快完成，但法治文化等配套工程需要更精细的谋划和更长期的营造。对比有关自由权和社会权的中央立法可以发现，前者通常比后者更具可执行性，宪法保留和法律保留的密度也更高，原因就在于自由权主要是底线性质的规则，必须全国范围内统一，必须具有更强的执行力，而社会权的保障有赖各级政府的主动努力，有赖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并且允许地方之间在保障方式和程度等方面的合理差异。这时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可能因为实现短期政绩最大化的追求而表现出自身极度的自利性，地方政府的行为也表现为企业化和市场化特征（以收益最大化为行动的目的）。
民主需要集中提供恰当的指导，而民主也是恰当集中的基础。在现实运作中，中央与地方间的协商乃至于上下级政府间的谈判、讨价还价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制度化、非正式的、个人性的。
相反，正是有了各地方的法治化，我们才能说法治国家的整体实现。实践中，有的地方政府为摆脱上级束缚，甚至共谋[17]应对。
[27]宋立：各级政府事权及支出责任划分存在的问题与深化改革的思路及措施，《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年第4期，第18页。四是第三章国家机构中有关人大、政府、监察委员会、法院和检察院的权力分配和工作关系的条款，它们是各级国家权力的组织载体。
[45]参见注[14]，第95—112页。[8]这些情形在近几年的房地产市场调控、公共卫生事件处理、地方金融监管等事务中不乏体现。这种关系既要维持地方的正当利益，也要保证中央和上级的控制能力。不仅要防止地方架空中央，中央搭地方便车亦非妥当。
通过法治工作的协同来实现治理的协同，有助于减少地方竞争中的自利格局和应激反应，促进法治文明一体。在食药监管、环保以及维稳等领域，地方分权的程度超过了效率原则的限度，形成‘过度分权。
地方民主的开放互动，要求改变地方政策形成和实施中的体内循环状况。（二）地方民主的开放互动 发挥地方自主性，必须在开放互动的民主模式下进行。
对各级各类规范性文件和行政决策的外部监督，则是对宪法和法律全面实施的保障。由此，地方形成双重负责的角色混合，呈现三个层面的双重性。